以前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后来身边多了个铃屋。

他往往踩着拖鞋跟在后头，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他一开始很少来这个区域，喜欢东看看西跑跑，我光把他拉到门口就废了我老大力气。后来这条路走的多了，枯燥无味的景色看遍了，他也没了兴趣，单纯是闲着无聊陪我过来。

他将双手叠放在脑后，眼睛觑向铁栏杆外的世界，透着好奇：“真子，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出去呢？”

“等我们离开学院了。”

只有从学院毕业、拿到相应的身份证明之后，我们这群曾被抛弃过的孩子才被允许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类。

回答完铃屋的问题后，我走上前踮起脚，和熟悉的门卫大叔打了个招呼。我将写好的信件给他，他也自然而然地把一封信递向我：“还是和歌山市的白滨町吗？”

“对的，”我点头，“还是寄到那个地址。”

凉子如今在白滨町一家医院工作，我寄信的地址也从以前的东京某地改成了白滨町某某街道。

听到门卫大叔说了声“好”之后，我捏着一封信，转头就把已经在尝试着触碰铁栅栏的铃屋拉了回来：“上面是通电的。”

“这样啊。”

他的反应一向奇怪：“我还没被电过呢。”

我怀疑不对，几乎可以肯定这家伙有严重的受虐倾向：“会疼的！”

“不会的，肯定会很快乐的。”

他眯起眼，脸上的表情甚至有点病态的憧憬。

我早就矫正不动他对于疼痛的诡异观点了。行走回宿舍的路上，我一手拆着信，一手扯着铃屋手臂处的衣物防止一不留神他就跑去感受电击。

我先是一目十行地粗略读了一下。

凉子在写给我的回信开头上写：真子能交到朋友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朋友？

我下意识瞥了一眼身旁的铃屋，他同样无辜地回望我，面上习惯性地挂着一个绮丽而灿烂的笑容。

“怎么了，真子？”

虽然我从未交过同龄朋友，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与铃屋的相处状态能与友人二字搭上分毫的关系。

也许我应当开口问他：铃屋，你觉得我们算是朋友吗？

可是转念一想，即便询问了，获得了肯定或否定答案也并无作用，至少我和他之间的古怪关系并不会因为一个问答而改变。况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改变的，维持现状反而令人安心。

所以我只是摇头，别开眼：“没什么。”

我继续看下去。

信的后面还零零碎碎地跟着老母亲一般啰嗦的担忧，说是如果和同龄人相处得太少会很难融入集体的，以后升学工作了和社会脱节了该怎么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