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蹭了过来，斜倾着身体坐在我旁边：“真子，你在生气吗？”

我翻了一页书，抬眼回答他：“没有啊。”

“可是你说我吓到你了。”

铃屋复述了这个事实，捧着脑袋问：“那该怎么办呢？”

我确实因为他无意的行为而感到些许冒犯与焦虑，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心里的想法。他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行为，需要告诉他怎么做，而不是抽象复杂且难以理解的、独属于我个人的意识。

于是我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诶诶。”

铃屋苦恼地思索了一下，最后总结：“总之，只要不吓到真子就可以了吧。”

“嗯。”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仍然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但是总会看到他安静地或蹲或坐在固定的位置。

等我注意到了他之后，铃屋才会再开口，笑眯眯地喊我的名字。

于是我发现——

也许有时候，意外到来时，改变不一定是迎接意外的人，而是意外本身。

我似乎并不讨厌这种意外。

拜心脏手术所赐，我每年能够离开一次这座狭窄的牢笼，前往东京中心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除去十三岁那年的第一次是生活老师领着我去的，后来都是我独自前往的。

上午前往教职工办公室，生活老师照例递给我临时出门证明与所需的零钱时，眨着眼睛加了这样一句话：“虽然只能带一个，但你可以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出去。”

既然物种多样性是大自然的属性之一，那么人类肯定也是多种多样的，收容所内既有像内野、镇田那样的人渣老师，也会有尽职尽责温柔和蔼的教职员工。

我很喜欢这位生活老师。

她总是扎着高马尾，像个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小女生，瞳孔是淡淡的棕色，初晨阳光的直射下，眼白中仿若包裹着一块透光的琥珀，微笑时显得柔软而灿烂。

我本来想摇头，说不用了。

可当接过卡片的那一刹那，贴在它表面的薄膜在阳光下折射出绚烂的七彩色，我兀然地记起离开宿舍楼时一碧如洗的天空、飘荡的卷卷白云，这都预示着今天是个很不错的好天气。

好天气很适合出门。

恰好的是，我的身边有一个人渴望着前往外面的世界。